2011年5月22日-28日，我参加了中央国家机关青年“百村调研”实践活动，作为第四团第四组的一名成员，赴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留车镇族坑村开展调研工作。在一周的调研时间里，我与第四组的其他5位同志一起，驻村入户，走访慰问，按照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的统一要求，围绕“三农”有关问题，解民情，察，探民心，与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交朋友，获取了宝贵的调研资料，也经历了难得的心灵锤炼。这次农村调研实践活动，让我有了许多的思考和体会，现从三个方面报告如下：

　　“三农”问题为何一直这么重要？因为农业仍是最基础的产业，农村仍占有最广大的国土面积，农民仍是我国人口的大多数；又因为即使在已经开始迈步走入“十二五”的今天，无论农业、农村还是农民，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。这些问题，我在这次调研活动中亲眼见到，亲耳听到，也亲身感受到了。

　　第一，农业可持续发展由谁接手？千百年来，农业和土地都是中国农民的立命之本，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从我们所调研的族坑村来看，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务工或经商，务农的只有留守的老人、妇女等。更关键的问题，这些外出的人即使回来，也已经不愿或者不善于种地了，他们对下一代的教育，也遵循着跳出农业、脱离土地的方向。“十二五”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，当我们明确了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、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、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些战略目标的时候，还需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要加快培养新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，由他们在不久的将来接手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。

　　第二，农民增收如何实现？农民难，最难在增收。按照国家现行的政策，农民的收入包括三个方面：家庭经营收入、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。从族坑村的情况看，对绝大多数农户而言，家庭经营收入的来源是种植水稻、脐橙和养殖畜禽。种水稻，只能保证温饱，在增收方面的贡献很小。种脐橙，是增收的主要渠道，但市场价格的变化无常和大多数农户的经营规模很小，使它的作用仅限于能增收而难致富。养殖畜禽，利润大，但风险也大，再加上投资大、筹资难，不是人人都能做，大多数情况可能是我们所遇到的那样：一个老汉一头牛，顺顺当当养上三年不过赚来千把块钱。再看工资性收入，主要是外出务工，族坑村有人出去打工的家庭生活基本都还不错，但也谈不上富裕。这些人在外面辛苦不说，家里的留守老人、留守儿童问题普遍存在，而且还有他们出去后如何退回来的问题。因此，打工有助于增收，但却未必有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幸福感的增强。第三是转移性收入，主要是农业补贴、社会保障和扶贫，农民对此十分欢迎，增收效果也比较明显。但从现阶段看，它不是普惠性的，而且水平也比较低。可见，要真正实现农民增收特别是持续增收，在上述三个方面都要继续再下工夫。

　　第三，农村教育为何两难？孩子是未来的希望。在这次调研中，最感动我们的恰恰也是孩子。当听到孩子们在教室里朗朗读书，我们欣慰，但转而见到年久破旧的校园，我们又不禁嗟叹；当发现孩子们在“小白老师”的课堂上十分活跃，我们开心，但转而探访一个孩子的家，看到一间不属于他们家的旧屋，一桌简单且缺乏营养的饭菜，一对年老体病的老人，以及一个与白天在学校截然不同的男孩儿，我们又不禁心酸。特别是那一晚与校长、教师、学生家长座谈，面对他们反映出的农村教育两难问题，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在尚未巩固的农村教育体系内，却和城市一样存在着优质生源流失的问题，这是农村教育不能承受之重。镇上为优化整合教育资源，将村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孩子集中到镇中心校继续学习，这本是好事，但上学地点的变化增加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，也增加了政府补贴孩子生活的支出，而在现阶段对农村教育支出有限的情况下，对于改善办学条件的投入就要相应减少。这些两难为何存在？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平衡。我们要努力的是，不仅让农村的孩子们上得起学，还要让他们上得好学。

　　第四，农村文化发展怎样保障？我们调研所在的族坑村有着悠久的家族传统，全村人都姓陈，一族出过三位进士，至今还保留着家族的祠堂和祭祖仪式。上一任村支部按名字在家族里算是长辈，再加上他又是个能人，因此任内的工作有声有色，威望也高。这应该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家族传统对乡村治理的影响。家族传统说到底是一种文化，现在保留着这样文化的农村已不多见。与城市一样，农村也存在着文化断档的问题；与城市不一样，农村不那么多元、开放，文化或许真的会就此断掉了。文化缺失在农村的影响已经显现，由于缺少更多的文化活动，包括族坑村在内的许多农村都还有的恶习，许多已经致富的农民，因此而再次返贫。或许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，这样的情况会慢慢减少，但文化真空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。为此，在农村重拾传统文化是需要的，引入新文化也是需要的，但关键在于怎样给文化的链接和发展提供保障。多年来开展的“三下乡”活动是一种探索，农民欢迎，政府支持，效果明显。但如何能让送下去的东西留住、扎根，进而生长出新的东西来，却正是现在更需要做的。

　　因为有了上面的问题，所以作为国家基础的农业、农村、农民都还不稳固，必须把“三农”继续放在战略基础的地位来对待。短短一周，我没有给上面提出的问题找到答案，但我有了继续寻找下去的决心。同时，我也明白了，绝不能离开“三农”谈“三农”，只有返回农村，回到农民身边，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。

　　这次调研实践活动对我触动最大的，是为我们提供舒适住房的大叔，是为我们烹调可口饭菜的大哥，是为我们准备洗澡热水的大婶，是为我们安排调研行程的村干部，是一个又一个就在我们身边的农民群众。短短数日，我们和他们没有太多言语，但哪怕只是几分钟的交流，也让彼此之间悄然建立起了感情，以致最后依依惜别、难舍难分。一直以来，我们这些在“大机关”的年轻干部，工作不愿讲感情，只知道办事要讲求规律、服从原则、遵守规定。然而，通过这次调研，我发现其实我们错了，或者说认识是不全面、不深刻的。我们做工作，关键是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最深厚的感情。这件事说起来最容易，做起来最难。

　　首先，要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。当前，党和政府都在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，社会管理的基础性、经常性、根本性工作就是群众工作。我们作为党员，作为中央国家机关的青年干部，做好群众工作，就要对群众充满感情，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。这次调研，短短几天就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和难忘的记忆，就是因为我们带着感情下去，带着感情去说每一句话、做每一件事。我们的感情，首先是对身边那一个个普通农民的，尽管他们带着客家乡音的话语令我们半懂不懂，但连日来的朝夕相处，一起吃饭、喝茶、抽烟、聊天，彼此的心在不断贴近；我们的感情，也是对基层干部的，他们陪着我们转遍每家每户，从农民的话语和表情中，我们看到了基层干部为党和国家、为农民群众的谋心出力，从与他们的交谈中，我们体会了基层干部的不易与淳朴，尽管他们不完美，但却很真实；我们的感情，更是对农村广阔天地的，族坑村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，都仿佛是鲜活的，把我们与这个陌生的地方紧紧联系在了一起。上面这段话不是在写散文，而是我们这几天的真实感受，离开族坑村，我们都被“掏空了”，人回到北京，心却留在了那里。群众给了我们这样的感受，我们又怎能不对群众充满感情？

　　第二，要让人民群众接受我们的感情。我们对群众充满感情，不能嘴上说说就算了，而要让群众感受到。在族坑村，我们探访了村里的贫困户、五保户，慰问了留守儿童，尽管带去的慰问品和慰问金很有限，但农民们依然激动不已。是因为他们太需要这些东西和钱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我们真实地走进了他们的家里，和他们坐在了一起。农民群众最讲人情味，只要你走近他，他就会接受你。如果我们只是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，研究和制定这样那样的政策，即使我们造福于群众，群众也会和我们陌生、有距离感。只有来到群众身边，他们才会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存在，相信这些党的年轻干部对他们是充满感情的。

　　最后，要与人民群众建立最深厚的感情。随着国家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、市场化、国际化的深入发展，我们都处在剧烈的大变动之中。越是变动，越要找到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，这样才不致迷失。这股力量就是人民群众。只有与人民群众建立起最深厚的感情，从群众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，我们就能应对一切变动，迎接所有挑战。与人民群众相处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。在去族坑村的路上，我心里也忐忑过，不知见了那些陌生的农民该说些什么、做些什么。见面后，握一下手，敬一根烟，我得到的是一脸憨厚的微笑，换来的是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，转眼间，一切顾虑烟消云散。其实，与人民群众建立感情是最简单、最自然的事，不需要多复杂的形式，举手投足之间，我们便与他们培养了感情，基于这感情，他们给了我们从工作到心理上的莫大支持。

　　我不敢说在这次调研中自己取得了多大的成果，但调查研究本身已经是我最大的收获。一路上，我们听得最多的是同一句话：“没有调查，没有发言权”。众所周知，就是在寻乌这个地方，同志写下了《反对本本主义》和《寻乌调查》两篇光辉著作，从此这句话就成为全党的共识。我从2004年参加工作开始，至今已近7个年头。在工作中，我讲过很多话，但做过的调查研究却很少。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年轻干部，长期以来似乎已经把“没有调查，也有发言权”这样一种工作状态当作习惯，今天来看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要认真对待和有效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就要明确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反对什么、倡导什么、避免什么、追求什么。

　　反对空口无凭，本本主义。我们年轻干部最缺少的是经验。在缺少足够经验积累的情况下，最容易犯的是两种错误：一是空口无凭。张嘴就说话，什么都敢说，这作为一种工作态度是积极的，但如果说的内容没有事实作为基础，没有认真的思考和论证作为依据，空口说白话，就要不得了。特别是在对群众说话、为群众制订政策的时候，尤其要反对空口无凭，因为它影响极坏、危害极大。二是本本主义。喜欢说书上怎么怎么写的，领导怎么怎么指示的，文件上怎么怎么规定的，唯独不愿说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。当然，这不是说书上的话、领导的话、文件上的话不能说，我们的工作要以书上的理论作为指导，要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，要严格按照文件规定办事。但是，理论之所以有效，中央精神之所以正确，文件之所以可行，都是因为与实际情况相符合，是对实践的客观反映，否则，也需要修订和完善。因此，根本上还是要用事实来说话。只拿本本说事，根源在于不掌握实际情况，怕犯错误，殊不知本本主义是更大的错误，因为本本看似正确，更有迷惑性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像同志说的那样，旗帜鲜明地反对本本主义。

　　倡导调查研究，亲身躬行。为了不犯空口无凭、本本主义的错误，我们就要调查研究。有了调查研究，才有发言权。调查研究，就是要掌握实际情况，因此必须到实际中去，特别是要到基层去。要知道，信息在一级一级传递的过程中必然要被筛选，进而与原始信息产生偏差，有时甚至与原始信息是完全相反的意思。基层产生的是原始信息，从那里获得的情况才不会失真。同时，做调查研究，不能由别人代劳，特别是在调查环节，绝对要亲身躬行。因为调查就是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，别人给你的，怎么也不会是第一手的。在研究的环节，可以让别人参与，大家讨论，吸收不同的意见，但主要的和具体的分析工作还是要自己来做，从自己收集的资料中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。

　　避免漫无目的，主观臆测。调查研究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容易，做好很难。这里面有方式方法问题，也有态度问题。漫无目的就是一种错误的态度。来到农村，满眼全是没见过的新鲜事儿，走马观花，眼花缭乱，最后在脑袋里什么都没留下。调查研究首先得目的明确，你要了解什么，寻找什么，获得什么，挖掘什么，都要事先准备提纲，按照提纲，按图索骥，才能得到需要的资料。拿稀罕当宝贝，是调查研究最容易犯的错误。即使是这样，调查研究也不会一帆风顺，往往实际的情况与当初的设想差别很大。这个时候，又容易犯下主观臆测的错误。为了把调查研究做下去，让资料尽可能符合需要，我们往往会主观猜测实际情况应该是个什么样。